人这一生，有些执念大概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于我而言，这执念，竟是想有一把“枪”。
这念想，来源于半个多世纪前我居住过的大杂院。那时节，日子是慢的，天地却大得很，孩子们能在屋前的空地上、过道的长廊里疯跑。最时髦的小孩，便是腰间别着一把乌黑的“手枪”，神气活现。院子里木匠张爷爷的刨花堆，是我们的宝山。我们这群“匪兵”，整日在那里扒拉，专挑那些纹理顺直、木质紧实的下脚料。找到一块巴掌大的木头，便是“手工制枪”的希望。
“枪”的诞生，是一场庄严而笨拙的仪式。先用小刀，费力地削出手枪的大概轮廓：枪管要直，握把要圆润，扳机处得小心地抠出一个月牙形的凹槽。这便耗去大半晌的工夫，手指常常被木刺扎得生疼，或是不小心划破一道小口子，也顾不上，只在嘴里吮一吮，又接着干。粗坯成了，便到了最精细也最磨人的阶段——用寻来的碎玻璃片，一下，一下，耐心地刮，直到刮去所有毛糙的棱角，直到那木头手枪表面泛起一层温润的光，仿佛有了生命。最后一道工序，是上色。我们没有漆，墨汁是唯一的“武器”。一方最廉价的墨块，在破碗底里兑上水，用毛笔尖蘸着，屏住呼吸，将那墨色一点一点染到木枪上。墨汁干得慢，一不小心，手上、脸上便蹭得东一道西一道，活像戏文里的小花脸。可我们不在意，只举着那沉甸甸的“乌枪”，迎着风，对着想象中的敌人，“啪！啪！”地喊着，心里那份满足与威武，便是给个金疙瘩也不换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那把小小的木枪，是我童年英雄梦的全部寄托。夜里睡觉，也要将它压在枕头底下。有一次，院外小广场放露天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，看到李向阳双枪齐发，鬼子应声而倒，我激动得很，散场后一路狂奔回家，摸出枕下的木枪，在月光下比划了半宿。那墨汁的涩味，混着木头的清香，还有夏夜露水的气息，便这样渗透到我记忆的最深处。
后来，我按部就班地读书、工作，成了一个与枪械再无瓜葛的寻常人。只是偶尔，在新闻里看见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阵，或是影视剧中军人们挺拔的身影，心底那根沉寂已久的弦，会轻轻一颤。
不承想，这弦还有被重重拨响的一天。那是外出学习时，安排的军训中，竟有实弹射击的课目。去靶场的路上，我的脚步是稳的，手心却微微有些出汗。
靶场在山脚下，空旷，肃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陌生的、严肃的气息。当那把54式手枪真正握在手里时，我愣住了。它和我想象的、和我童年摩挲过无数次的木块，完全不同。它是那样地冷，那样地沉，铁质的坚硬透过皮肤，直抵骨髓。一种陌生的、令人心悸的力量感，静静地蛰伏在它的线条里。木枪是温和的幻想，而这真铁，是沉默的法则。
轮到我了。打完手枪，再打95式自动步枪，我趴倒在步枪射击位上，脸颊贴上冰凉的枪托，世界忽然安静下来。远处的胸环靶，在准星里微微晃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想起教官说的“有意瞄准，无意击发”，食指终于扣下扳机……
枪身猛地向后一撞，撞得我肩膀生疼。一股奇异的、带着焦糊味的青烟，从枪口袅袅升起。那一瞬间，整个身心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美学所攫取、所震撼。原来，这才是“枪”！它不再是枕下的玩伴，它是一种决断，一种带着硝烟与后坐力的、沉甸甸的成年礼。
作者：魏琪
来源：扬子晚报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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